今读鲍平的《等你握握我的手》，感动得潸然泪下，情不自已。

故事梗概如下：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十七岁的刘妈许配给了十九岁的吴伯。吴伯不但英俊潇洒，还是一位接受过新旧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当月上柳梢，红烛燃尽，吴伯激动地颤抖着双手掀开红盖头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张蜡黄的脸。这与他在书本上读到的“粉颊红唇，肤如凝脂”的美丽女子迥然不同。失望的他在犹豫了片刻后冲出洞房。等害羞的刘妈抬起头时，吴伯的背影早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无助的泪水夺眶而出，任凭那个年轻俊朗的背影成为她心中的偶像、痛楚和牵挂，却再也不见踪影。

吴伯参加了革命，在革命队伍里走南闯北，早已忘记了乡下大院，忘记了那里还有一份等待在随着花样年华渐渐地老去。乡下大院里的媳妇儿，以瘦弱之躯担起全家老小的生活重担。白天，这个小脚女人像男人一样在地里挥汗如雨，晚上，挑灯缝补一家人的衣帽鞋袜。漫漫长夜将她的青春吞噬酷虐蹂躏，孤独、寂寞、无助伴着青灯孤影，她自言道：“这都是俺的命啊！”

她偷偷地学会了吸烟，她说在她吸烟的时候，她就会看见丈夫那个俊朗的背影在烟雾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她想呼喊，想猛扑过去。清醒过来，泪水满面，咀嚼着一苦涩的梦。

冬去春来，花开花谢。“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多少年过去了，“文革”来了，吴伯因出身地主，被打倒关押在县城。刘妈撕心裂肺地哭了三天三夜。然后垫着小脚儿，步行百余里，来到自己名分上的男人面前。吴伯惊诧万分，久久地审视着这个已身子佝偻、面黄肌瘦、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妻子，泣不成声。吴伯向前握住刘妈那双布满老茧干瘪粗糙的手。刘妈激动地说：“俺可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俺一直在等你回家……”就这样，吴伯紧紧握着刘妈的手，再也不肯松开。

掩卷长叹，涕泪横流，感慨万端。这个故事让我想起相同的结局、乔羽作词、毛阿敏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的《思念》背后的故事：

这首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歌儿，是乔羽写给他的二嫂张福贞为三天的婚姻却苦苦守候了六十六年的爱情悲剧故事：

乔羽的二哥乔庆瑞（一九一五年生）在外当兵八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同岁的姑娘张福贞闪电结婚，他试图摆脱这个包办婚姻。当新娘晚上给他洗脚时，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顿感相见恨晚，发誓“永以为好也。”第二天他突然接到部队命令他火速归队的急电。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乔庆瑞义无反顾地与家人、爱妻告别奔赴战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此去一别，就是五十一个春夏秋冬，人海茫茫，音讯全无。每当太阳落山，暮色笼罩着大地，张福贞就站在老村口，向着东方的大路翘首期盼，苦苦思念等待丈夫归来，从青丝少妇到白发老妪。“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一九八八年，张福贞终于等到了阔别五十一年家乡、已在台湾娶妻生子、从台湾升任国民党三军总医院院长、来大陆探亲的丈夫。当听到有人喊她的昵称“婉君，婉君（婉君是当年新婚之夜丈夫给她起的昵称）”时，她的心怦怦乱跳，头脑发胀、半走半跪出屋来。终于见到心上人，泪眼婆娑迷离，心里明明知道是自己的丈夫，却认不出丈夫。“婉君，婉君！”乔庆瑞一声声地呼唤，她疯癫一样地想扑过去，腿脚却不听使唤，“咕咚”一声，竟然和他跪在一起，抱头号啕大哭。

乔庆瑞和张福贞团聚了二十九天就匆匆返回了台湾。去后一病不起，于一九九七年辞世，享年八十二岁。二〇〇三年，张福贞病逝。这个为了短短三天的婚姻而坚守苦等了一生的老人，弥留之际，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个她从来不当着人面打开的红漆木箱子，让人打开。箱子里竟然装的是她当年做新娘时穿着的嫁衣和两双红绣鞋。家人明白她的意思，把嫁衣和红绣鞋往她脸上一贴，她就安然地故去了。

二嫂的坚贞和痴情一直在乔羽心里沉淀着翻腾着。他记起多年前邂逅的一只盘旋身边久久不肯离去的蝴蝶，诗人情感大开，不可抑制，一蹴而就，写下了这首温情得让人脉脉流泪的作品《思念》：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

口∕不知作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

口∕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头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

口∕难道你又匆匆离去∕又把聚会当作一次分手

感动之余，让我自然联想起我祖父祖母的婚姻。

祖父祖母亦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包办婚姻。

她的祖母为了让她嫁个“好人家”，正像作家冯骥才在他的小说《三寸金莲》里所描绘的穷人家的孩子香莲她奶奶给她裹脚的那样：（奶奶）抓住她的脚，先右后左，让开大脚趾，拢着余下四个脚趾头，斜向脚掌下边用劲一掰，骨头嘎儿一响，惊得香莲“嗷”一叫，奶奶已抖开裹脚条子，把这四个脚趾头勒住。一绕脚心，就上脚背，挂住后脚跟，马上在四趾上再裹一道。接着返上脚面，“借劲往后加劲一扯，硬把四趾煞得往脚心下头卷。将卷在脚心下的四个趾头死死缠

紧，好比叫铁箝子死咬着，一分一毫半分半毫也动弹不了。”

祖母正是凭着这样“漂亮”的“三寸金莲”，十六岁嫁给家境较为殷实又上过私塾接触过新式教育相貌英俊的祖父。一九二八年祖父参加革命，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

间，担任滋阳县（今兖州县）武装大队队长。在湖西（指今微山湖以西）地区参加过抗大干部培训班，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发生的湖西“肃托”事件幸存者之一。日本鬼子烧毁了我家的房子，祖母被抓坐牢，她宁死不屈。日本鬼子实施拶指甲浇冷水等刑虐，也没有从祖母口中得到有关我祖父和其他地下党半个字的音讯。她把丈夫的生命看得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觉得自己的男人就是自己的天，不能塌下来。后来祖父渡江作战，南京解放，升任公安局局长，督促祖母放下老家的农活，去南京团聚。祖母舍不得老家的土地、牲口、农具和乡亲，也觉得自己是农村小脚女人，穿着土气，大字不识一个，进大城市，会给做了官的丈夫丢脸。几次让人写信，表达心事，婉劝祖父另找时尚知识女性为伴侣，迟迟不肯前去。那时候过江南下干部抛弃老家糟糠之妻、小脚女人、另娶时尚知识女性为伴的不在少数。祖父是位有情有义有责任有担当、不忍抛弃糟糠之妻的男子汉。他假装生气，一次次口气严厉地来信、发报催促，祖母终于被祖父的真情实意所感动，卖房卖地卖牲口，南下与祖父团聚。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直至一九九二年祖父祖母辞世，走完他们八十三周岁高龄的峥嵘岁月。

三个故事让我萦绕于心，寝食难安，不禁思考：传统女子是如何看待和处置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呢？我想用一个朴素的比喻作比，男人是出海的船，女人是停靠船只的岸。船什么时候出海，岸永远在等待。女人有大地般的坚韧、包容、成全和托举，能把自己一切生的希望寄托在丈夫和儿女身上。“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女子一旦嫁到男家，就死心踏地守着丈夫和这个家。特别在生儿育女之后，更感到责任重于情爱。“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想，女子正因为其厚德、厚重，所以能忍耐一切，承载万物。在漫长的等待隐忍中，厚德融化容纳了一切的不幸、痛苦、悲伤、怨恨，锻造了女子的高

贵品格，这是很多别的民族所不具备的精神品质和传统美德。

写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我这是在拿旧时故事来批判今天的年轻人对待婚姻的践踏、不忠和背叛；或者说我思维僵化，墨守陈规，迂腐落后；或者直接说我在宣扬女子“从一而终”“贞妇烈节”“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传统思想，为封建女子树碑立传。其实不然，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面对外来强敌的虏掠兼并，践踏蹂躏，华夏大地出现了多少像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秋瑾、冷云、赵一曼、刘耀梅、成本华、林黑儿这样的巾帼女英雄，她们以死抗争，坚守国土不受侵犯的牺牲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世代瞻仰！同样的道理，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女人的坚守和付出，家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常说“祖国——母亲”，那么，女人是生命个体的母亲，她的存在与整体的“祖国母亲”的存在是很接近很相同的。她的善良、坚守、忍耐、包容、博大、期盼，与“祖国母亲”的精神品质是息息相通的。因此，东方女性的坚守、忠贞、忍耐、包容、托举是很了不起的。这些高贵的精神品质不应该被抛弃，应该值得我们永远尊崇和赓续。

此刻，我的眼前忽然呈现出大片大片的蒲公英、茉莉花、康乃馨……它们洁白、清香、质朴，迎着风雨，向着太阳，拥抱大地。我深情地叫出它们一个圣洁的名字——女人花。

张鲁平，1961年11月生，山东省泰安市人。中学高级教师，泰安功勋教师，齐鲁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数十篇，论著两部，其散文散见于全国各大文学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