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用“农民工”和“群众”称谓

                       文\王 谨

 “群众”一词尽管约定俗成几十年，但词义含混，值得质疑。对来自城乡的打工者，统称为“务工者”或“务工人员”比较好

  时代在发展，一些涉民概念的取舍，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些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的词汇，该舍弃的应及时舍弃。仅举时下社会议论颇多的两例，实际上反映了观念的差异，反映了对一部分劳动者是否尊重的问题——

  慎用“群众”。春节期间，领导下基层开展看望或慰问的活动多了，于是在新闻中屡屡出现“群众”一词，诸如“看望群众”、“和群众联欢”，“与群众座谈”这样的表述；在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所发的一些有关文件里，也常常出现这类提法，有时则将“群众”和“人民”搭配合用，称“人民群众”。殊不知，类似这样的表述是不确切的。

“群”和“众”实际上意思相近，两个字搭配在一起明显意思重复。查《新华字典》，“群”有两个含义：一是相聚成伙的，如人群；二是众人，如群策群力。“众”也有两种解释：一是许多的意思，如众志成城；二是指多数的人，如大众，观众。所以从字面上解释，“群众”这个词不严谨。如果就事论事，改成诸如“看望市民”或“看望村民”，“和各界联欢”或“和市民联欢”，“与各界座谈”或“与员工座谈”，既具体也确切些。

所谓“人民群众”的表述也非常含混。“人民”本来是一个群体概念，是指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群众”与“人民”搭配，“群众”是人民的一部分，还是人民之外的部分？

 更不可理解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群众”一词还成为政治面貌的代名词。例如，差不多每个人都填写过的履历表或政审表格上，在“政治面貌”一栏，没有党派身份的人需要填写“群众”二字。

这里用于“政治面貌”的“群众”，指的是无党派的中国公民。其实，在这里完全可以用 “无党派”或“无党派公民”的表述，更何况，即使是有党派的，也有成群或聚众的时候，“群众”怎能特指无党派呢？

泛用“群众”一词，不仅语意不确切，实际上确实产生矮化社会的主人——人民大众的副作用。 “人民”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的主人，“公民”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但“群众”尽管人数众多，却似乎没有清晰的含义表述，看不到棱角分明的政治面孔，在宪法里也没有作特别的解释。每逢“领导慰问群众”，中心人物不是人数众多的“群众”，而是作指示的“领导”，照理说，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但这里由于用了“群众”这一模糊概念，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是颠倒的。

  此外，“农民工”这一称谓也不宜再用。在当今我们的媒体上，在政府文件里，在我们的口语中，我们还是习惯于用“农民工”来代表他们的身份。实际上，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民工”这一常用称谓不能通用于到城里务工者身上。

何谓“农民工”？系农民身份的务工者。他们是农业户口，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家庭劳动力过剩，或为补贴家庭收入，一些农民离开乡村到城镇打工。他们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拿企业的临时工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理应是工人了，理应是工厂、企业所在地的居民了。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尽管打工或长期工作在城镇，有的甚至在企业干了5年、10年、15年或更长的时间，但户口大多不能迁，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不能变，他们还是农民工。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农民工成份的变化，近年来，许多来自乡村的80、90后的年轻的务工者，实际上与纯粹的农民有着本质区别：一是他们中有相当人从娘肚里出来，就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二是有的地区户籍改革，已取消了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之分，户籍已发生改变。鉴于此，仍然叫他们为农民工显然是不确切的。

农民工这一称谓，实际上也带有一种对农民的歧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有大批的工人或职员下岗待业，这部分人本来可以满足新企业岗位对员工的需求，但许多企事业单位包括民营企业出于经济效益的驱动，仍然大批接纳勤劳、肯干、价廉的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因对这部分人同工不同酬，所以造成一个企业两种工人的制度，带来事实上的报酬等待遇的不平等。鉴于国家近两年连连发布一号文件，推出系列惠农新政，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并强调“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种“农民工”称谓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应该改一改了。为避免称谓带来的歧视，笔者以为，对来自城乡的打工者，统称为“务工者”或“务工人员”比较好。此称谓利耶？弊耶？政府有关部门不妨多听听民众的意见。（原文题目是《“群众”"农民工"称谓质疑》，载《人民论坛》2011年3月（上）期“第一言论”）

附录：河南省委书记称农民工称谓存歧视色彩 呼吁慎用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2日 21:42  中国广播网微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长期以来，“农民工”已经成了人们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习惯性称呼，最近，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谈及“农民工”这一称谓时表示，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

　　“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昨天在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农民是职业呀，哪有生出来就是工人的？哪有生出来就是商人的？结果偏偏农民生出来就是农民。我提了好几次，尽量不要用‘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当工人就是工人。要不你干脆都是这样，农民干部，当了常务副省长了也是农民干部，农村出来的嘛。”

　　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卢展工说，到哪个地方就应该融合到单位，融合到学校，融合到我们社会，社会才能和谐。

　　其实，长期以来，人们提到“农民工”时并无恶意，反倒往往掺杂了同情、悲悯的情怀，可是记者在街头调查发现，在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看来，这个称谓本身就意味着区别对待。

　　记者问一名从外地过来打工的装修工人：“愿意别人这样称呼您吗？”

　　装修工人回答说：“不愿意。感觉有点跟城市人不一样的感觉。”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但要真正消除这一称谓背后的不公，还有赖于社会发展。

附录：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背后

2012.02.0209:18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55期）     作者： 朱启臻

　　何为“农民”?何为“农民工”?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难道一个在农村里刚呱呱落地的小孩，就意味着一个“小农民”诞生了?这个群体中有人当了教师，被称为“民办教师”，如果有人经营企业成为企业家，就被冠以“农民企业家”的称号，当这些曾经是农民户籍的人到了工厂、工地、宾馆、饭店等单位工作，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统称为“农民工”。只是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户籍是农民。

　　“农民工”称谓是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户籍标签对农民身份进行简单区分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终于，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其实不仅是给农民贴上了标签，而是给农民户籍的人贴上了永久的标签。

　　这种标签的消极作用已成为社会共识：一是“农民工”的标签不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事实上，尽管农民工为城镇化、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个群体难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农民工”的标签人为制造了公民间的不平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农民工”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素质低、甚至脏乱差的群体，他们承担着其他群体不愿承担的繁重劳动，却享受不到其他群体的福利和待遇。公共汽车上歧视的目光，医疗工伤保障的缺位，欠薪讨薪的艰辛，工作条件与居住环境的恶劣等，构成了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可能是由于欠农民工的太多，社会对“农民工”有愧疚之感，当“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呼声一出，关注之声不断。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农民工”去标签不仅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

　　首先，去标签有助于尊重“农民工”社会氛围形成，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克服种种困难，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摆脱“农民”的身份，一个在大学里从事修理工作30年的“农民工”曾经对我说“感情上最受伤害的就是称我们为农民工”，“最刺痛我们的就是称我们的孩子是农民工子弟”，即使一些人已习惯了“农民工”的称谓，但内心深处更希望自己和子女被视为“城里人”。

　　其次，去标签有助于避免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关照”，形成平等的公民权利。诸如“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提法，甚至还有人提出要为农民工专门立法，以保护其利益。这些判断、口号表面看似乎是为了提高农民工利益，实际上依然是一种歧视，难道我们的法律、制度、政策不适合农民工吗?我们真的需要制造一个特殊群体并给予特殊关照吗?

　　其三，去标签有助于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只有彻底的取消“农民工”称谓，人们才自觉地按照职业分类看待从业者，从而接纳这个为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特殊贡献的群体。

　　当然，农民工问题并不会简单地随着称谓取消自然得以解决，在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背后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变革，诸如城乡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与升学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如果不通过制度、体制变革做到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那么新的标签很快就会替代旧标签。最近有人提出的“新市民”、“新型合同工”等就反映了这一倾向。

　　“去标签”与“改标签”有本质区别，后者只是一个概念代替了另一个概念，并无实质变化;前者则包含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本质是追求社会公平，消除身份界限、给农民户籍的人平等国民待遇。因此，在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同时，必须同时完成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农民工融入他所工作的职业群体，使农民工家庭融入他所生活的社区。

　　“农民工”这个带有歧视色彩的称谓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